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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以上，笔者围绕《大全说·论语》《大全说·孟子》《张子正蒙注》三个文本，对船山有关气质之性于不同文本诠释脉络下论说之同异作出了考察。

从现代学科出发的易学研究，已历经了百年的时间，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甚至可以说形成了现代易学研究的新传统。但其中有海内外历年学术会议等信息，参考价值很大。

尤其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学科体系的引入，不同学科领域均有对《周易》的新研究。14.刘师培《经学教科书》，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9、11页。1973年，马王堆帛书《周易》出土，对当代易学研究影响甚巨，堪称石破天惊的大事，极大推动了早期易学的研究走向深入。7.此《汉学研究通讯》为台湾期刊，非专门目录书。自晚清以来，如国粹派与《国粹学报》、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学衡派与《学衡》等，学者多藉报刊文章申说其学术与思想主张。

除专门的易学著作外，一些非易学专著中也会有研究《周易》的章节。近现代以来，学术成果的出版形式显然有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近代出现了报刊这一新生事物【8】。孔子博学，并非无知，并非不能言，为政即需要贤知，教化则需要能言。

在解答此疑惑之前，须疏通郑注文意。【17】而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正是《论语·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的另一种表达。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7页。但在郑玄思想中，与圣人不被凡人所知相应的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命题是：只有圣人方能知圣人。

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其后日高而坚，瞻之堂堂在我目前，忽焉复在我后，言其广大而近。

郑笺：凤皇鸣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视下，观可集止。首先，据敦煌《论语郑注》文本来看，色斯举矣，翔而后集与之后的文字似是分为二章。郑玄第一次将作为制法者的孔子形象灌注进对于《论语》的解释中，只有细究其《论语注》的思想世界，方能明晰《论语》文本以及孔子形象的历史变迁，对中国哲学史脉络中的圣人观念才能有完整的把握。郑玄注：言我无知者，诱人也……有鄙诞之人，问事于我，空空如，我语之……诱人者，必卑之，渐以进之也。

凤皇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而孔子所身处的礼崩乐坏的生活世界与郑玄所身处的汉末乱世相互映照，郑玄对孔子制法形象的强调也就从侧面显露出了郑玄思想的意义世界，他遍注群经，尤重三礼，也正体现出了制法的思想抱负。综合言之，在郑玄看来，孔子晚年制作《春秋》是效法周公制礼作乐的行为，而他通过孔子形象所表达的儒家政治理想便是圣人制法与王者行道的呼应与统一。循此以进，郑玄对圣凡异同的认识，便与礼直接相关。

18 王弼撰，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40页。34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195页。

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郑意已经暗含了后世关于孔子形象的一种理解——圣凡合一意味着其内为圣、外为凡。毛传：凤皇，灵鸟，仁瑞也……翙翙，众多也。虽然此章郑注已佚，但是夫子自道岂不正是郑玄圣人而曰我未能，明人当勉之无已及圣人之行，实过于人的佐证？无怪乎皇侃疏云：孔子云无，而实有也。周公、召公之得其位而有凤凰出现，相应地，凤鸟不至、麒麟至而被杀，则是孔子伤有道而不见用的象征。本文所发掘的这三方面都尚未被学界所谈及。人之见几而作，审择所处，亦当如此。

夫子，圣人，圣人犹曰我未能行，凡人当勉之无己。而正如上节所述，《乡党》开篇最能体现孔子隐圣同凡的在世方式，而《乡党》末章则最能说明孔子之伤，此章郑注尤显精微与新奇：色斯举矣，翔而后集。

郑玄对弟子学之不能及的强调突出了圣凡之间的巨大差别，圣人不可能通过学来达到。16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430-1432页。

而《乡党》篇开首就奠定了这一篇的解释基调：《乡党》全篇的主旨即是圣人如何接引凡人。孔疏申发郑意，明确指出：（夫子）恐人未能行之。

2 这一点，在后世即发展为宋明理学中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圣人观念的分歧，究竟是通过格物致知成为圣人，还是发明本心。【1】孔子之博大与谦卑恰为一体。 刘增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在圣王分离、德位不一的时代，实现太平之治，可行的路径是寻求明王与贤辅的共治，故孟子以辅正太甲的伊尹为志，而在郑玄看来，孔子则是以辅相成王的周公为志。

3 基本可以断定，这也正是郑玄对《论语》君子不器的理解。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郑注：言唯圣人乃能知圣人也。

天与万物共事，圣人与凡民亦共事，共事则共同在世。李隆基注，邢昺疏：《孝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33】麒麟之死象征夫子之没，麒麟作为仁兽而不为人所知，正如孔子作为圣人却周游而不遇。为了便于分析，先将诗文与毛传、郑笺并置于下：凤皇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

而礼仪法度实则正是源于圣人之制作，圣人是秩序和文明的开端。【3】孔颖达申之，认为其意是说圣人之道弘大，无所不施，也即是《论语》君子不器所蕴之意【4】。而这些言行举止，并不能显示孔子与他人的截然不同，最多体现孔子知礼，或言行举止较他人更符合礼仪，这正是孔子对生活世界的介入。故而我们可以看到郑注中从见君到下止也，其主语皆是孔子，并非雌雉。

置此勿论，郑玄这里还有更深广的意义世界，可与《春秋》西狩获麟并列而观。菶蓁萋萋，喻君德盛也。

9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422,1001,1460页。从思想史角度观之，郑玄《论语注》及其对孔子圣人形象的塑造在魏晋六朝时期有重要影响，但整体来看，从汉代关于圣人制法的讨论，到魏晋玄学关于圣人有情无情的争辩，再到宋明理学关于学以至圣的不断肯定，《论语》中的孔子形象呈现出政治化色彩不断被稀释和消解的趋势，《论语》也就从侧重呈现孔子之政治境遇与制法行为的典籍演变为宋明时期用于修身成德的教化之书。

故皇侃云：谓孔子在处睹人颜色而举动也。此点正如深受郑玄影响的皇侃所道：孔子方内圣人，恒以礼教为事。